“穷富豪”庄世平：无房无车裸捐南通银行给国家死后被允许国葬
1979年2月22日凌晨，香港跑马地荷塘道4号的一间公寓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
打电话的是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，打电话前，他刚给中央发了建议在广东设立“出口加工区”的电文。
想到这，吴南生眼一亮，眉头也随之舒展开，没有注意此时夜已深，随手拨打了一个电话。
庄家，广东普宁的大户，不仅中国沿海，新加坡、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也有他们钱庄和侨汇，庄世平长大后，不出意外，会和父辈一样，成为富甲一方的钱庄老板。
或许父亲希望儿子有开阔的视野，庄世平12岁时，父亲送他到汕头读中学，之后，又辗转于厦门、上海、北平，最终1930年考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大学，主修经济。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，中国陷入亡国灭种之危机，但政府面对此危机，却按兵不动，任由国土被践踏，国人处于水深火热。
但凡中国人，但凡骨子里有血性，都对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，对中国未来忧心忡忡。
他也亦深知，国家彼时之首任，是驱鞑虏、御其辱，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把日本人赶出中国。
为早日达成此目标，庄世平和同学成立募捐演讲团，背着募捐箱，走上街头，募集衣物，支援爱国将领马占山出关抗日，到火车站为出征将士送行。
恰巧，庄世平的同乡黄声正与朋友在泰国曼谷创办华侨学校，看庄世平在国内危险，便邀他来校任教。
远离了国内的抗日主战场，不代表庄世平对抗日有所懈怠，他依旧激情满满，向侨民宣扬爱国救亡的思想，鼓动爱国青年回国参战，在泰国的《中原日报》上发表抗日文章。
帮助华侨通过地下党渠道寻找失散的家人，说服华侨社团，安顿飘洋过海来泰国逃难的乡亲。
凭借出色的才干，古道热肠的性情，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时，庄世平已是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的常委，掌管泰国华侨捐献给国内的抗日物资。
然而，泰国不是乐土，华侨的抗日行动，受到了泰方亲日势力的严密监控，尤其1938年12月颂堪内阁上台，华侨在泰国的抗日行动更是举步维艰。
“咚咚”，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正在屋里睡觉的庄世平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他披衣下床，快步来到大门处，还未开门，就听门外的人压低嗓子说：“快走，抓你的人正在来的路上。”
庄世平一听，心不禁一紧，回过身，跑进屋里，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把情况向妻子林影平做说明，并交代她带孩子也赶紧离开。
在地下党的帮助下，庄世平离开泰国，到了泰国和老挝的边界他曲镇，在这，他帮助华侨开设了他曲公学，为维持学校运转，重操家业，创办了“合盛商行”，经营侨汇兑换和贸易，因为经营有方，合盛商行的分支机构不断扩展，从新加坡一路向北，直达重庆。
赚了钱，庄世平只拿一点利润，其余的他都用来买物资、送往抗日根据地。
但他曲非世外桃源，1942年秋天，日伪眼线追查到了庄世平的线索，又欲抓捕他，无奈，庄世平只得离开他曲，前往柳州，1944年，日军兵临柳州时，又再度转移。
不断地转移和东躲西藏的忐忑，庄世平身心俱疲，在听说老师许涤新，好友黄声在重庆后，他便租了车，拉着商行存货，直奔重庆。
在重庆，庄世平通过已是《新华日报》编委，八路军经济组组长的许涤新与后来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有了接触，内心也感到了些许安宁。
可安宁的日子没过几天，许涤新对他说：“你还是去海外做生意吧，我们不缺打仗的人才，不缺政治人才，但会做生意的人才太少了！”
这样，1945年秋天，庄世平离开重庆去了越南河内，以苏联电影发行权为股权向华侨招股，集资成立了安达公司。
日本投降后，庄世平重返曼谷，将苏联电影带到了泰国，彼时，二战刚结束，世界各国反法西斯的热潮还没有消退，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》等苏联影片在越南、泰国都受到了极大欢迎，安达公司的资本很快得到扩张，香港、新加坡、上海、美国都有其分公司，一时间，庄世平生意如火如荼，人也是风光无限。
1946年8月，夏衍、欧阳予倩、郭沫若在内的40多位左翼话剧团成员遭遇追捕，急需离开国内，庄世平以安达公司为掩护把他们转移到了香港。
为了给他们找生路，庄世平安排他们到泰国演出，为获取政治庇护，庄世平通过人脉，为话剧团争取到驻泰国大使李铁铮的题辞，泰国皇室的邀请。
可，与泰国有邦交，话剧团还是引起了泰国警察的注意，连带庄世平也受到了怀疑。
某天，泰国警察就以庄世平偷税漏税为名冲到了庄世平的办公地点，欲逮捕庄世平，幸亏庄世应快，在警察临近他办公室时，跳上天花板，藏了起来。
他逃了，安达公司却在劫难逃，河内、新加坡、曼谷的公司相继以各种名义被查封或撤退，勉强维持的香港公司，账面上的钱连3000港币都不到。
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，跟随他回到香港的妻子林影平递给他30万元港币，对他说，“我赚的钱，你拿去用。”
看着瘦弱的，脸色憔悴的妻子，庄世平喉咙不禁有些哽塞，虽说他和林影平的结合不是因为爱情，是旧社会盲婚哑嫁的产物。
但无论他处于什么状况，这个女人从未离开他，从未有过抱怨，一直都在默默帮他撑着家。
长子庄荣叙就曾说，在庄世平逃亡的时候：“我妈妈就招收一批华侨子弟，一天教他们三个钟头中文，补习时间过了以后，我们家里就开始织布，还有早晨，那帮学生没有来上学之前，凌晨三点，要到乡下去买水果，挑到市场卖，他挑着担子，我跟着走，提着灯。”
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庄世平陷于低潮之时，巧遇了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。
方方妻子苏慧，原名庄启芳，也是广东普宁人，按家族排辈，她是庄世平的姑母。
得知庄世平的难处，他把手里存有的几十万借给了庄世平，他说：“这是我们南方局的，暂时不用，你拿去吧，但是不能亏本。”
做生意没人敢说稳赚不赔，但不是庄世平运气好，就是他确是经商天才，方方给他的钱他没亏，还赚了，他把赚的钱全给了方方，用于支援解放战争事业。
时间流逝，不知不觉就到了1949年1月31日，的军队和平进驻北京城，夺取全国政权看形势指日可待。
可经济学家马寅初对南方局发行南方劵持反对意见，他认为中国在南方没有大量黄金做储备进行南方劵发行。
为此，方方向庄世平征询意见，庄世平考虑后，想出了一个替代黄金储备的方法。
“要掌握物资，肥皂、煤油灯、胶鞋，只要拿着我的钞票能换回他老百姓需要的，老百姓就高兴了，我的钞票就驱逐他的钞票了。”
庄世平想法获得了上级机关批准，1949年6月，一批印钞设备从香港秘密运往解放区，因南方局技术条件不成熟，庄世平还动员香港印刷厂工人参与南方劵的印刷，版面在香港印，南方局负责东西到解放区后，把南方银行的名、号码印上去。
就这样，1949年12月14日，升起香港金融界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中环德辅道167号开业了。
南洋商业银行规模不大，资金不多，却是香港唯一能与大陆进行资金划转的银行，再加上庄世平在泰国的影响力，华侨对他开的银行信得过，汇款、跟国内的贸易结算都愿意在南洋银行进行，南洋商业银行水涨船高，越做越大，半个月银行资产就从开业时的一万美金扩充到523万港币。
银行开起来了，庄世平开始琢磨另一件大事：“大陆江山易手，政府在海外的资产何去何从？
宋子文策动中国银行为首的十多家银行把资金往台湾转移，怎样把这些银行留存下来？”
郑铁如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，是庄世平的潮州老乡，庄世平跟他有过往来，两个人跟郭沫若、沈钧儒、何香凝都认识，接近他，劝他起义，应该不是太难。
如庄世平所料，经过庄世平的劝说，1950年1月11日，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后的一个星期，郑铁如通电全国接受北京的管理，紧跟着，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纷纷效仿，印度、新加坡、英国等海外机构也跟着陆续响应。
不知不觉，中国建国已近30年，庄世平这个学经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，终于等到了帮助内地经济腾飞的机会。
“他知道外面很多的情况，而且他有条件，他是银行家，他有条件到国外，拿来很多的资料，银行要拿资料容易，如果我们去拿，就拿不到了。”吴南生这样解释他寻求庄世平帮助的原因。
同时，吴南生的设想也得到了广东省委的支持，并以最快的速度把吴南生的设想上报给了和。
中国政府深思熟虑以后，于1980年3月，正式批准在深圳、珠海等地建立经济特区。
有雄心，没有钱，经济特区蓝图，就如空中楼阁，就如能看到，吃不到的肉，为了特区，吴南生又去找了庄世平。
可吴南生没想到，这次，庄世平会拒绝他，“向银行借钱是要付利息的，期到就要偿还，其实你自己就有大把钱，比银行还要富，只是有钱不能用，无法用而已。”
他说：“既然叫特区，究竟土地能不能跟内地的制度有所区别，如果这条路开了，不但不用中央贴你钱，也不用向外面去筹钱，你自己的钱，就盆满钵满了，你以后就有钱了。”
卖土地，说着轻松，可对有过租界历史，受过外敌侵略的中国百姓，无异挖心挖肺，土地交易的提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轩然，纷纷有人上书指责经济特区是旧社会租界的复辟。
对指责，庄世平不气不恼，而是掰着手指头一点点解释：“租界包庇了很多中国犯罪分子，中国是无权的，警察、法官都是外国人的，现在我们的特区，梁湘是省政府跟中央任命的，税收也是我们自己的，关税也是我们自己的，海关我们自己的，警察我们自己的，军队也自己的，法院也自己的，银行自己的，怎么会变成租界呢？”
他说的话，句句在理，而且中国人也穷怕了，如果真有方法能让中国富起来、强起来，谁都愿意尝试一下。
庄世平的提议得到了肯定，紧接着就是如何招商，没人进来，土地能租能卖，也没有用，怎样吸引人进来呢？
1980年初，全国人大会议讨论广东省特区草案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常委、侨联副主席的庄世平提出降低特区税率，但他的提议没有被大会采纳，提议不通过，庄世平直接在会议上说：“不修改，我就投弃权票。”
一直以来，被认为低调、内敛的庄世平说这话，出乎了与会人员的意料，改革开放刚开始，香港就两人大代表，一个要投弃权票，这影响决不能小觑。
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你不可能引进外资来投资它，人家不肯的。”是呀，税率和别国没区别，谁也不会冒风险把钱投给前途未卜的中国。
经过庄世平的解释，人大代表们明白了他的用意，最终把经济特区的税率定在15%，低于香港当时的16.5%。
如他所言，较低的税率对外资，尤其是侨商，充满了吸引力，侨团、海外财团纷纷进驻特区。
他曾对助手雷平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资本的力量很强大，但如果没有了国家和民族，你再有钱也就是买办。”
就像曾经在抗日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，庄世平赚的钱义无反顾地用于支持革命一样。
1987年，庄世平将他在澳门创办的南通银行无偿交给了国家，以协助中国银行成为澳门的发钞行。
2001年，又无偿让出他在南洋商业银行的股份，以促成香港中银集团的重组上市。
“一个银行家，做了一辈子生意，他手里的钱即使不过亿，几千万也不成问题，就是两个银行都交给了国家，他和他老婆孩子也会一辈子吃穿不愁。”
“也许，他早就给孩子铺好了路，这年头，谁傻？”对庄世平把自己一手创办的银行无偿交给国家，有人感动，也有人不屑。
只知道庄世平在跑马地的家，屋里的摆设简单的和普通工薪家庭没有区别，一张床用了20年。
只知道他妻子病重时，因为庄世平没有钱，他把妻子送到了医疗费用相对香港便宜的深圳救治。
只是听庄世平四子庄荣光说：“别人能够坐校车，有的还是私人的车送同学上学、下学，我是没有，我们是走，我妈说，我们没钱，你不能跟人家比。”
只是据方方女儿方慧兰回忆：“我的表哥是银行董事长，又是总经理，一定很有钱呀，结果大概是70年代吧，我跟表哥、嫂嫂一块到北京，我们一起住华侨大厦，我给表哥洗衣服的时候，表哥的衣服都是破的，一个洞、一个洞的，嫂嫂的短裤都是拼起来的，几块布拼起来的。”
庄世平做了一辈子生意，到头来一无所有，就连跑马地的家，产权也是银行的，他一直在付房租，终其一生，他都没有在香港购置过房产。
没有安排，认识庄世平的人都知道，他不仅自己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，更不让自己的孩子从他的各项事业中谋求什么利益。
一生挣钱无数的他，也许挣钱于他，从来不是为自己，为家庭谋福利，是为国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