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穷富豪”庄世平:无房无车裸捐南通银行给国家死后被允许国葬

1979年2月22日凌晨,香港跑马地荷塘道4号的一间公寓,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

打电话的是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,打电话前,他刚给中央发了建议在广东设立“出口加工区”的电文。

想到这,吴南生眼一亮,眉头也随之舒展开,没有注意此时夜已深,随手拨打了一个电话。

庄家,广东普宁的大户,不仅中国沿海,新加坡、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也有他们钱庄和侨汇,庄世平长大后,不出意外,会和父辈一样,成为富甲一方的钱庄老板。

或许父亲希望儿子有开阔的视野,庄世平12岁时,父亲送他到汕头读中学,之后,又辗转于厦门、上海、北平,最终1930年考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大学,主修经济。

1931年9月18日,日本侵占中国东北,中国陷入亡国灭种之危机,但政府面对此危机,却按兵不动,任由国土被践踏,国人处于水深火热。

但凡中国人,但凡骨子里有血性,都对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,对中国未来忧心忡忡。

他也亦深知,国家彼时之首任,是驱鞑虏、御其辱,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,把日本人赶出中国。

为早日达成此目标,庄世平和同学成立募捐演讲团,背着募捐箱,走上街头,募集衣物,支援爱国将领马占山出关抗日,到火车站为出征将士送行。

恰巧,庄世平的同乡黄声正与朋友在泰国曼谷创办华侨学校,看庄世平在国内危险,便邀他来校任教。

远离了国内的抗日主战场,不代表庄世平对抗日有所懈怠,他依旧激情满满,向侨民宣扬爱国救亡的思想,鼓动爱国青年回国参战,在泰国的《中原日报》上发表抗日文章。

帮助华侨通过地下党渠道寻找失散的家人,说服华侨社团,安顿飘洋过海来泰国逃难的乡亲。

凭借出色的才干,古道热肠的性情,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时,庄世平已是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的常委,掌管泰国华侨捐献给国内的抗日物资。

然而,泰国不是乐土,华侨的抗日行动,受到了泰方亲日势力的严密监控,尤其1938年12月颂堪内阁上台,华侨在泰国的抗日行动更是举步维艰。

“咚咚”,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,正在屋里睡觉的庄世平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他披衣下床,快步来到大门处,还未开门,就听门外的人压低嗓子说:“快走,抓你的人正在来的路上。”

庄世平一听,心不禁一紧,回过身,跑进屋里,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把情况向妻子林影平做说明,并交代她带孩子也赶紧离开。

在地下党的帮助下,庄世平离开泰国,到了泰国和老挝的边界他曲镇,在这,他帮助华侨开设了他曲公学,为维持学校运转,重操家业,创办了“合盛商行”,经营侨汇兑换和贸易,因为经营有方,合盛商行的分支机构不断扩展,从新加坡一路向北,直达重庆。

赚了钱,庄世平只拿一点利润,其余的他都用来买物资、送往抗日根据地。

但他曲非世外桃源,1942年秋天,日伪眼线追查到了庄世平的线索,又欲抓捕他,无奈,庄世平只得离开他曲,前往柳州,1944年,日军兵临柳州时,又再度转移。

不断地转移和东躲西藏的忐忑,庄世平身心俱疲,在听说老师许涤新,好友黄声在重庆后,他便租了车,拉着商行存货,直奔重庆。

在重庆,庄世平通过已是《新华日报》编委,八路军经济组组长的许涤新与后来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有了接触,内心也感到了些许安宁。

可安宁的日子没过几天,许涤新对他说:“你还是去海外做生意吧,我们不缺打仗的人才,不缺政治人才,但会做生意的人才太少了!”

这样,1945年秋天,庄世平离开重庆去了越南河内,以苏联电影发行权为股权向华侨招股,集资成立了安达公司。

日本投降后,庄世平重返曼谷,将苏联电影带到了泰国,彼时,二战刚结束,世界各国反法西斯的热潮还没有消退,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》等苏联影片在越南、泰国都受到了极大欢迎,安达公司的资本很快得到扩张,香港、新加坡、上海、美国都有其分公司,一时间,庄世平生意如火如荼,人也是风光无限。

1946年8月,夏衍、欧阳予倩、郭沫若在内的40多位左翼话剧团成员遭遇追捕,急需离开国内,庄世平以安达公司为掩护把他们转移到了香港。

为了给他们找生路,庄世平安排他们到泰国演出,为获取政治庇护,庄世平通过人脉,为话剧团争取到驻泰国大使李铁铮的题辞,泰国皇室的邀请。

可,与泰国有邦交,话剧团还是引起了泰国警察的注意,连带庄世平也受到了怀疑。

某天,泰国警察就以庄世平偷税漏税为名冲到了庄世平的办公地点,欲逮捕庄世平,幸亏庄世应快,在警察临近他办公室时,跳上天花板,藏了起来。

他逃了,安达公司却在劫难逃,河内、新加坡、曼谷的公司相继以各种名义被查封或撤退,勉强维持的香港公司,账面上的钱连3000港币都不到。

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,跟随他回到香港的妻子林影平递给他30万元港币,对他说,“我赚的钱,你拿去用。”

看着瘦弱的,脸色憔悴的妻子,庄世平喉咙不禁有些哽塞,虽说他和林影平的结合不是因为爱情,是旧社会盲婚哑嫁的产物。

但无论他处于什么状况,这个女人从未离开他,从未有过抱怨,一直都在默默帮他撑着家。

长子庄荣叙就曾说,在庄世平逃亡的时候:“我妈妈就招收一批华侨子弟,一天教他们三个钟头中文,补习时间过了以后,我们家里就开始织布,还有早晨,那帮学生没有来上学之前,凌晨三点,要到乡下去买水果,挑到市场卖,他挑着担子,我跟着走,提着灯。”

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,庄世平陷于低潮之时,巧遇了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。

方方妻子苏慧,原名庄启芳,也是广东普宁人,按家族排辈,她是庄世平的姑母。

得知庄世平的难处,他把手里存有的几十万借给了庄世平,他说:“这是我们南方局的,暂时不用,你拿去吧,但是不能亏本。”

做生意没人敢说稳赚不赔,但不是庄世平运气好,就是他确是经商天才,方方给他的钱他没亏,还赚了,他把赚的钱全给了方方,用于支援解放战争事业。

时间流逝,不知不觉就到了1949年1月31日,的军队和平进驻北京城,夺取全国政权看形势指日可待。

可经济学家马寅初对南方局发行南方劵持反对意见,他认为中国在南方没有大量黄金做储备进行南方劵发行。

为此,方方向庄世平征询意见,庄世平考虑后,想出了一个替代黄金储备的方法。

“要掌握物资,肥皂、煤油灯、胶鞋,只要拿着我的钞票能换回他老百姓需要的,老百姓就高兴了,我的钞票就驱逐他的钞票了。”

庄世平想法获得了上级机关批准,1949年6月,一批印钞设备从香港秘密运往解放区,因南方局技术条件不成熟,庄世平还动员香港印刷厂工人参与南方劵的印刷,版面在香港印,南方局负责东西到解放区后,把南方银行的名、号码印上去。

就这样,1949年12月14日,升起香港金融界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中环德辅道167号开业了。

南洋商业银行规模不大,资金不多,却是香港唯一能与大陆进行资金划转的银行,再加上庄世平在泰国的影响力,华侨对他开的银行信得过,汇款、跟国内的贸易结算都愿意在南洋银行进行,南洋商业银行水涨船高,越做越大,半个月银行资产就从开业时的一万美金扩充到523万港币。

银行开起来了,庄世平开始琢磨另一件大事:“大陆江山易手,政府在海外的资产何去何从?

宋子文策动中国银行为首的十多家银行把资金往台湾转移,怎样把这些银行留存下来?”

郑铁如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,是庄世平的潮州老乡,庄世平跟他有过往来,两个人跟郭沫若、沈钧儒、何香凝都认识,接近他,劝他起义,应该不是太难。

如庄世平所料,经过庄世平的劝说,1950年1月11日,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后的一个星期,郑铁如通电全国接受北京的管理,紧跟着,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纷纷效仿,印度、新加坡、英国等海外机构也跟着陆续响应。

不知不觉,中国建国已近30年,庄世平这个学经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,终于等到了帮助内地经济腾飞的机会。

“他知道外面很多的情况,而且他有条件,他是银行家,他有条件到国外,拿来很多的资料,银行要拿资料容易,如果我们去拿,就拿不到了。”吴南生这样解释他寻求庄世平帮助的原因。

同时,吴南生的设想也得到了广东省委的支持,并以最快的速度把吴南生的设想上报给了和。

中国政府深思熟虑以后,于1980年3月,正式批准在深圳、珠海等地建立经济特区。

有雄心,没有钱,经济特区蓝图,就如空中楼阁,就如能看到,吃不到的肉,为了特区,吴南生又去找了庄世平。

可吴南生没想到,这次,庄世平会拒绝他,“向银行借钱是要付利息的,期到就要偿还,其实你自己就有大把钱,比银行还要富,只是有钱不能用,无法用而已。”

他说:“既然叫特区,究竟土地能不能跟内地的制度有所区别,如果这条路开了,不但不用中央贴你钱,也不用向外面去筹钱,你自己的钱,就盆满钵满了,你以后就有钱了。”

卖土地,说着轻松,可对有过租界历史,受过外敌侵略的中国百姓,无异挖心挖肺,土地交易的提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轩然,纷纷有人上书指责经济特区是旧社会租界的复辟。

对指责,庄世平不气不恼,而是掰着手指头一点点解释:“租界包庇了很多中国犯罪分子,中国是无权的,警察、法官都是外国人的,现在我们的特区,梁湘是省政府跟中央任命的,税收也是我们自己的,关税也是我们自己的,海关我们自己的,警察我们自己的,军队也自己的,法院也自己的,银行自己的,怎么会变成租界呢?”

他说的话,句句在理,而且中国人也穷怕了,如果真有方法能让中国富起来、强起来,谁都愿意尝试一下。

庄世平的提议得到了肯定,紧接着就是如何招商,没人进来,土地能租能卖,也没有用,怎样吸引人进来呢?

1980年初,全国人大会议讨论广东省特区草案,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常委、侨联副主席的庄世平提出降低特区税率,但他的提议没有被大会采纳,提议不通过,庄世平直接在会议上说:“不修改,我就投弃权票。”

一直以来,被认为低调、内敛的庄世平说这话,出乎了与会人员的意料,改革开放刚开始,香港就两人大代表,一个要投弃权票,这影响决不能小觑。

“你不这样做的话,你不可能引进外资来投资它,人家不肯的。”是呀,税率和别国没区别,谁也不会冒风险把钱投给前途未卜的中国。

经过庄世平的解释,人大代表们明白了他的用意,最终把经济特区的税率定在15%,低于香港当时的16.5%。

如他所言,较低的税率对外资,尤其是侨商,充满了吸引力,侨团、海外财团纷纷进驻特区。

他曾对助手雷平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资本的力量很强大,但如果没有了国家和民族,你再有钱也就是买办。”

就像曾经在抗日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,庄世平赚的钱义无反顾地用于支持革命一样。

1987年,庄世平将他在澳门创办的南通银行无偿交给了国家,以协助中国银行成为澳门的发钞行。

2001年,又无偿让出他在南洋商业银行的股份,以促成香港中银集团的重组上市。

“一个银行家,做了一辈子生意,他手里的钱即使不过亿,几千万也不成问题,就是两个银行都交给了国家,他和他老婆孩子也会一辈子吃穿不愁。”

“也许,他早就给孩子铺好了路,这年头,谁傻?”对庄世平把自己一手创办的银行无偿交给国家,有人感动,也有人不屑。

只知道庄世平在跑马地的家,屋里的摆设简单的和普通工薪家庭没有区别,一张床用了20年。

只知道他妻子病重时,因为庄世平没有钱,他把妻子送到了医疗费用相对香港便宜的深圳救治。

只是听庄世平四子庄荣光说:“别人能够坐校车,有的还是私人的车送同学上学、下学,我是没有,我们是走,我妈说,我们没钱,你不能跟人家比。”

只是据方方女儿方慧兰回忆:“我的表哥是银行董事长,又是总经理,一定很有钱呀,结果大概是70年代吧,我跟表哥、嫂嫂一块到北京,我们一起住华侨大厦,我给表哥洗衣服的时候,表哥的衣服都是破的,一个洞、一个洞的,嫂嫂的短裤都是拼起来的,几块布拼起来的。”

庄世平做了一辈子生意,到头来一无所有,就连跑马地的家,产权也是银行的,他一直在付房租,终其一生,他都没有在香港购置过房产。

没有安排,认识庄世平的人都知道,他不仅自己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,更不让自己的孩子从他的各项事业中谋求什么利益。

一生挣钱无数的他,也许挣钱于他,从来不是为自己,为家庭谋福利,是为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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